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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航空发动机技术长期落后的人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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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3 14:44: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9年“七一”期间,中央各大媒体对已故吴大观教授先进事迹的集中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新中国建国以来,在党的生日当天集中报道一位先进人物的事迹是绝无仅有

的。这充分说明了吴大观教授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

吴大观教授生前牵头研制的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太行”航空发动机,1986年立项,虽历经2年艰苦努力,于2006年研制成功,但其技术水平仅相当于俄罗斯20年前投产的

航空发动机AL-31F,除了某些方面略强,在可靠性、维修周期和使用寿命等方面还达不到AL-31F水平,与俄罗斯差距尚如此之大,与航空发动机头号强国美国相比,差距更不用说了。人们禁不止要问,为什么有吴大观这样的顶尖专家,我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还如此落后?这就要思考一下航空发动机技术长期落后的人才因素方面的问题了。

我国航空发动机长期落后的症结

众所周知,要造好飞机,一个好的航空发动机是关键。只是因为航空发动机是飞机的心脏,一个好的航空发动机决定了一架飞机的基本性能。就航空发动机而言,要让流动的空气经过几米长、直径不到两米的金属“圆筒”就能产生几千千克甚至上万千克的推力;要在高温、高压、高转速、高负荷的环境中反复工作;要具有重量轻、推力大、可靠性好、经济性好的特点„„技术要求如此之多、如此之高,决定了航空发动机技术含量极高、制造难度极大,没有很强的研究、设计、制造能力是不可能搞出这个东西出来的,这样的技术高度密集的尖端产业,仅靠一个吴大观教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吴大观教授并不是神,即使他能力过人,但他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总是有限的。我们需要一大批像吴大观教授这样的各个学科的顶尖技术专家组成一个庞大的技术团队才有可能振兴我国的航空发动机产业。

日本生产的航空发动机比美国进口的同类航空发动机成本高出10倍以上,技术上也很落后,但日本仍坚持自主研发,日本为搞自己的航空发动机真是到了不惜血本的程度。日本的科技、经济实力虽远超我国,但日本航空发动机技术也未必占优势。其原因就在于日本虽“不差钱”,但缺乏这一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

近年来,在国家高度重视下,我国对航空发动机研发的投入大幅度增加。资金相对来说已不是制约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瓶颈,一流的人才是关键。就航空发动机领域科研人员的数量而言,我国甚至与美国不相上下,但一流人才的数量不够,比例偏低。不过单就奉献精神而言,我国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是无人能比的。如果你到国内各相关科研院所看一下就会发现,科研人员非常繁忙,不仅双休日加班成了常态,晚上加班到半夜也成了家常便饭,即便如此,航空发动机技术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换句话,过去我们所倚重的人海战术、加班战术和奉献精神在航空发动机领域收效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缺乏像吴大观这样的大师级顶尖技术专家。目前,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5人,人数实在太少。

研制航空发动机需要多达几十个学科的与专业的协同努力。假如其中每一个学科都有1~2位像吴大观这样的大师级专家牵头把关,那么所需要的院士数量不是5人而是几十人,只有靠几十位院士顶尖技术人才组成的强大研发团队,而不是仅靠现有的几位院士孤军奋战,才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缩短与西方国家的巨大差距。

《中国工程教育改革三大战略》一书封面上引用美国工程院院长的一句名言:“拥有一流工程技术人才的国家占据世界产业的最高端,而占据产业最高端也就意味着经济霸权。

无独有偶,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曾说过类似的话,“顶尖人才具有不可替代性。重大科技项目及其产业化的成功关键取决于顶尖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我曾长期担任研究所所长,切身体会:一流的人才可办成一流的研究所;二流的人才不管有多好的设备、多少课题经费,至多只能办成二流研究所。一个研究开发群体是一个梯队,不可能要求一个梯队所有人都是一流人才,但一定要有一两个或两三个顶尖人才,正是这几个顶尖人才的水平,决定了梯队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位置。”

这并不是说加班战术和奉献精神就不需要、不重要,但比这更重要、更关键的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像吴大观这一样的大师级顶尖技术人才。否则的话,单靠传统的人海战术、加班战术和奉献精神也只能是“事倍功半”,收效不大

全世界能独立研制、生产飞机的国家有二十多个,但能独立研制、生产飞机“心脏”——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5个,即美、英、法、俄、中。这五国恰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连日本也挤不进去,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这充分反映了航空发动机技术是大国地位的体现,是现代航空技术的战略制高点,是大国之间综合国力的反映,因此各大国在这一领域均不惜血本,投入巨资,开发新一代航空发动机。既然各大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均“不差钱”,各大国比拼的主要是这一领域的技术人才素质与能力。然而单就人才素质来说,中国在这一比拼中不占优势。

吴大观教授在弥留之际一直对“中国心”放心不下,临终前他用力说了一句话:“航空发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一生中攻克无数技术难关,从不叫苦叫难的吴大观教授都感叹“航空发动机太难了”,这既道出了自主创新的艰辛,也表明正因为“航空发动机太难了”,就得靠一大批像吴大观教授这样的大师级顶尖技术人才才能在航空发动机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然而顶尖技术人才培养形式却不容乐观,后继乏人现象严重,其根源还是处在媒体所报道的学生在选择报考专业上纷纷逃离工科,而是后果更严重的理科状元逃离工科

理科状元逃离工科加剧了未来顶尖工程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的趋势

航空发动机是个很典型的传统工科专业,民国时期高校就设有此专业,这个专业虽不如计算机等高科技工科专业那么时髦,但它关系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所以非常重要。但这一领域院士至今人数才5人,且年龄偏大,最年轻的也是年满70岁的老人。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航空发动机专业,各个传统工科专业都面临着院士级、大师级尖子人才奇缺和后继乏人的局面。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翁宇庆院士对记者说,我们现在钢铁研究队伍严重缺乏后备人才,现在的年轻人都倾向搞金融、经济,很少有人愿意学冶金,搞钢铁研究,即便有,他们的素质也不高,基础理论薄弱,要把研究做的更深是艰难的,这里面需要大量的研究、计算工作,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做。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院士批评说,我国钢铁和机械产业上不去,也没有人组织攻关,关键是缺少这方面的技术带头人,要是中国工程院多有几位这样的院士,情况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现在从没有听说那个理科状元去报考钢铁、机械之类传统工科本科专业,本科生总体质量不行,缺乏技术拔尖人才,我们又如何培养的出王梦恕院士所说的(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技术带头人。

在一些庞大的产业,院士人数少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2009年我国汽车年产销突破1300万辆大关,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全国汽车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2名。而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的煤矿安全问题,矿难频发,触目惊心,但全国从事煤矿安全研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仅1名令人担忧的是,即使高校扩招,今后顶尖工程技术人才严重短缺的局面仍不会缓解,甚

至很可能还会加剧。主要原因是航空发动机、钢铁、机械等传统工科专业早已丧失了对理科高考状元的吸引力,省级理科状元少有报考这些传统工科专业,地市级理科状元报考的也不多,那么理科状元都去报考什么专业了?

知道上世纪末,全国各省理科高考状元基本上报考清华大学,学工科。而进入新世纪后,清华大学工科对理科高考状元吸引力开始逐年下降。以2009年为例,各省理科高考状元只有约2/3选择清华大学,另有1/3选择北京大学。而选择北京大学的理科状元除少数选择理科外,多少报考由经济学家张维迎任院长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这个金融系是北大文理兼收且是录取分数最高的一个系。文科状元踊跃报考就不用说了,理科状元同样报考积极。这个系居然录取了全国的6位省级理科状元,被录取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地市级理科状元更多,看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是全国唯一一个理科状元多得扎堆儿的系。当然,在金融高管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乃至上千万超高年薪的诱惑下,全国各著名高校金融专业都很热,即使录取不到省一级理科状元,录取地市一级理科状元也是轻而易举。除了金融专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管理专业、清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也很热,且通过文理兼收的方式吸收了全国越来越多的理科高考状元报考。读管理专业主要还是追求当高管,当不了高管,当个中层管理者总可以,再退一步可以坐机关、当白领,获取报考公务员。2009年,各省理科高考状元有近一半被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及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录取。北京一家媒体的陈记者则感慨,最近几年采访教育新闻得出的一条经验,要想寻访各省高考状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门前,“见到一个学生出来,上前一问,即便不是哪个省里的状元,他的室友也肯定是!”

总之,名校热得发烫的金融、管理等财经类专业已成为以理科状元为代表的中国理科天才们的首选,工程师职业已逐步丧失了对理科天才的吸引力,理科天才逃离(传统)工科的现象愈演愈烈。但理科高考状元不是一般学生,他们往往具有超人的智商和学习钻研能力,他们经过培养更可能成为顶尖级工程技术人才乃至院士级大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一名省级理科去报考航空发动机、汽车、机械等传统工业专业可能比100名普通学生逃离工科的危害大得多。但无情的现实是,理科高考状元中像吴大观那样立志献身祖国科技事业,勇攀科技高峰的青年人越来越少,热衷学金融、管理等热门财经专业的人则越来越多。这不仅使人忧心,我们今后还能培养出多少吴大观式的顶尖技术人才?

在工科专业中,计算机、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专业由于回报相对较高,出国容易,理科高考状元报考积极性要相对高一些。培养顶尖人才要多一些。计算机等高科技专业明显发展较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航空发动机、钢铁、机械等传统工业领域,技术创新能力却一直上不去,甚至连纺织业这样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传统工业,每年也要进口50亿美元的高档面料。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工业各行业中,院士级、大师级顶级技术人才奇缺。且不说中小企业,不少大企业连一个工科博士也没有。

有句让列宁十分赞赏的“圣西门名言”:假若法国突然在屋里、化学、数学、文学、军事和民用工程方面损失顶级专家50名,那么法国马上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假若法国只是不幸的死去国王的兄弟和那些王公大臣、神父财主,却不会给国家带来政治上的不幸。

如果按照“圣西门名言”推论,我们及时多培养一万个乃至更多的普通技术人才,也只能形成人才数量上的优势而无法形成质量上的优势,即使靠传统的人海战术、加班战术和奉献精神,我们很可能在技术上依旧落后,在自主创新上依旧进步不快。我们需要造就一百个袁隆平、钱学森、吴大观这样的大师级顶尖人才,中华富强道路才能变得平坦。这种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但大师级顶尖人才对强国富民肯定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一代科学大家如袁隆平、吴文俊、吴孟超等,都是古稀乃至耄耋老者,老而弥坚,固可钦可敬,但如何让更多的青年科技才俊脱颖而出,培养出更多像吴大观教授那样的顶尖技术人才,的确是今天面临的重大课题。只有完成了这个课题,我们的科技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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